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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条件，报了名考过了也拿不到证。

保定明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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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1897～2004）
陈翰笙，原名陈枢，1897年2月5日生于江苏无锡县城。父陈浚，前清生员，曾参加辛亥革命。陈枢幼年就读于无锡东林小学，后随父母到长沙，人爱国人士创办的明德中学，受同盟会会员、南社诗人、历史教师傅荣湘的思想影响很深。1915年母亲看他才智过人，变卖首饰送他去美国深造。
出国工读获得美国硕士和德国的博士学位
到了美国，先考入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种菜、养鸡等劳动。1916年夏考入洛杉矶珀玛拿大学，原想选读植物学科，因视力差看不清显微镜下的观察物，改学地质学，同样看不清地形地质图。一年后，接受导师卫斯特加德（后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劝告，改学欧美历史，并协助导师阅卷，假期出校打工得点收入。1920年毕业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任助教。那时，俄国十月革命震撼世界，陈枢很想找机会去看一看，便抓紧机会学俄文。这为他后来去第三国际工作准备了条件。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以《五口通商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题，写成硕士论文，论述“五口通商”后，中国的茶叶主要由广州出口，而产地则分布在浙江、福建，从产地运到广州，主要靠人搬运，一般要由几批挑夫分段运输，在漫长的路途上，茶商、挑夫常年络绎不绝，因此，沿途的饮食业、旅店、商店和各种手工业也都迅速发展起来。论文一致获得好评，并授予他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中国留美同学会的秘书长，编印《中国留美学生》季刊等一些社会活动。
1921年冬，美、英、法、德、意、日等国为对远东和太平洋殖民地半殖民地势力范围再分配，在华盛顿召开新的分赃会议，北洋政府派出以顾维钧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留美同学组成后援会监督和声援代表团，阻止他们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他是这项活动主要参加者。同年，有位无锡乡亲名叫顾淑型也在美国学教育，将要毕业，两人相识后，志同道合，遂结为夫妇。并因在报上发现有同名人，正式改名为陈翰笙。
1922年春，得奖学金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东欧史。是年秋，因德国马克贬值，为使手中所有的少量美元能维持夫妇俩人较长时间的学习生活，遂改赴德国，他自己进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随奥托赫契教授研究东欧史，顾淑型攻读德文。1924年夏，陈翰笙以《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为题的研究论文，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秋，蔡元培去欧洲考察，邀请他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出任北大教授结识李大钊和第三国际取得联系
陈翰笙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后又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当时他才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蔡元培主持北大，实行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不同学派和政治观点都可以上讲台，陈翰笙是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任教期间，参加胡适、王世杰等创办的《现代评论》，先后发表过55篇文章。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积极参加北京学生声援运动，上街游行。并与高仁山一起向李大钊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李大钊告诉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先参加国民党好。”就由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6年3月18日，北京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革命运动，李大钊领导了这次斗争，陈翰笙和他夫人顾淑型带领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受到反动政府军警的镇压，发生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学生47人，重伤300余人，他夫妇幸免于难，他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撰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7日出版的《独立评论》3卷68期上。
惨案次日，段褀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成员躲进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陈翰笙仍经常与李保持联系，并经李大钊介绍，认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以及俄专教师格里湼维基。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情况。李大钊还介绍他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并为第三国际在柏林出版的《国际通讯》撰写英文通讯稿。
1926年冬北伐军打到长江，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陈友仁部长，电邀陈翰笙、王世杰、周鲠生前往武汉任外交部顾问，协助政府办理收回武汉、九江英租界。不久，应李大钊电召回到北京。
1927年“4·12”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0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陈翰笙处境危险，遂偕同刚由莫斯科学习回国的夫人秘密离开北京经由日本去苏联。抵达莫斯科后，就在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刚成立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20年代末，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争论，当时主持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写了一本《中国农村经济》（1928年莫斯科出版，有中文译本），把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认定中国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季亚尔讲的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中国共产党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这次大争论使陈翰笙深深感到，由于对中国农村经济缺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讨论问题时没有确切有力的材料足以说服对方，因而萌生要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责任感。
科学地阐明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
1928年5月，陈翰笙夫妇回国，蔡元培有意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由于遭到王世杰反对，只好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书稿。1931年商务出版英汉对照的《百科名汇》，其中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和宗教部分就是由他审定的。他还挤时间，就中国农民捐税负担问题，广泛搜集材料，加以统计分析，写成《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长篇论述，以充分事实，阐明中国的财政负担差不多都放在农民身上。这是他早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之一。他还根据西欧、东欧、俄国、日本的社会发展过程，分析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分成赋役制、强役制、工商制，并具体分列出它们的异同，为研究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知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0年作为农村经济参考资料出版。
此外，中国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西北大旱，各种灾害频仍，豫、鲁、陕、甘等省农民大批向东北流亡，陈翰笙对东北的土地农民问题，也搜集材料写专文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刊出。
1929年蔡元培正式邀请陈翰笙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为减轻阻力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陈接任后，鉴于所内图书资料极为缺乏，就答应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之请，兼任铁道部顾问，以其兼职月薪充实图书资料。同时开展社会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生活，揭露纱厂实行包身工制度下，包身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中国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他将调查材料写成小册子加以揭露，这就引起代表卖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某些人的不满，促使他转向农村经济调查，实现他在莫斯科工作时萌生的愿望。陈翰笙的农村经济调查，从江苏无锡开始，再扩展到河北保定和广东。其用意是，“江南、河北、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彻底了解这3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为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
1929年春，农村经济调查团在无锡成立，全团45人，采用挨户调查的方法，调查全县各种类型自然村的农村经济实况。在无锡县4乡选定了有代表性的22个自然村，计有1204户。调查人员分成4组，由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分任组长，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等，共用了3个月，挨户调查结束后又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其间陈翰笙曾亲自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几个自然村。
这项调查，是我国最初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了解农村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生产力水平，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从而有助于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革命的中心任务。无锡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通过调查了解到：无锡农村地权比较集中，地租剥削占农民租入土地净收入量的93．14％，贫农交租平均每人122．7斤，中农交租平均每人116．4斤，当时无锡农村还流行高利贷，年利率一般为50％左右，多为实物借贷，借一石米，一年要还本利一石半。此外还有雇工剥削、捐税，以及商业剥削，在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下，生产力陷于停滞状态，生产水平很低（水稻亩产仅401斤，小麦亩产105斤），人均收入很少（中农47元，贫农25元；米价每100市斤8．4元，小麦每100市斤5．07元），生活极度贫困，14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占73．41％。
1930年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10个自然村1578个农户的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等进行挨户调查，并作了全县以及几个集镇的概况调查。调查结果说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但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交租形式，则有分租、粮租、钱租，而以钱租为主。租额占产值的56．65％。保定地区雇佣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比较普遍，中农每户平均负债39．10元，贫农负债平均每户21．22元，雇农16．92元。随着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逐渐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广大农民还受商业上的剥削，而且越来越重。
陈翰笙对这两次的调查材料，还聘请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等参加整理。但调查报告写出以后，中央研究院领导易人，未能正式发表，许多重要资料只有在陈翰笙和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原始资料便保存下来。
调查发现，农村中计算土地面积的“亩”差异极大。陈翰笙在《亩的差异》一文中指出：“根据无锡22村1204户调查，知道无锡的所谓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最小的合2．683公亩，最大的合8．957公亩，就是在同一村里，至少也发现有5种，邵巷一村就有20种，小的合2．683公亩，大的5．616公亩。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这样复杂的差异，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他又组织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得到孙夫人宋庆龄及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等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调查人员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成。首先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月时间对番禺10个代表村的1209户进行挨户调查，同时还进行50个县335个村的通信调查。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指出：“劳动力在广东这样不值钱，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陆地面积的15％，兵灾匪祸更使已耕的田地很多被荒弃。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广州、汕头等处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货币资本而不能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乃是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更体现着这个矛盾的深刻。解除这个矛盾，然后可以使可耕的土地尽量地开发，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资本大批地流转于农村，这样，农村的生产关系便能改善，而农村生产力也会必然提高。这样，中国今日的农村便不难从危机中挽救过来。”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丛书，反映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抓住这个机会，又一次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合作，组织王寅生、张锡昌、王国高等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3个烟草产区、127个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从中选出6个典型村429户进行挨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两年完成。陈翰笙又从美国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于1939年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一书（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陈翰笙文集》有摘录）。
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大规模生产纸烟，垄断中国的烟草市场。陈翰笙通过烤烟产区的调查，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央与地方政权，以及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奸商高利贷者相互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画面。一般认为商品作物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烤烟的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富裕中农和富农不需要借贷，也不热心种那限价收购的烤烟。这是对中国烟草产区调查的新发现。
陈翰笙通过对中国各地的农村调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后来，他更明确地认定：“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1933年8月，他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在会上提出的论文，题为《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利用各地调查材料说明土地分配不均，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广大贫下中农无地少地，遭受地主富农残酷剥削，使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村经济贫困现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路线，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重视，认为《中国土地问题》是权威之作。
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杂志
1933年陈翰笙被迫辞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职务，为团结广大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者，并在原来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便与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姜君宸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推选为理事长。1934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持，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和农村通讯，对当时关于中国农村问题各种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发展会员500多人，并分头组织读书会，进行有关农村、政治时事讨论和抗日救国活动。上海沦陷后，《中国农村》在桂林出版战时特刊，被禁止出版后，便在重庆《商务日报》、上海《文汇报》出版《中国农村》副刊。对推动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反映农村实际情况，发动和坚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翰笙始终非常关心会务的发展，每个时期提出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经济研究会完成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以后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工作，于1951年在北京宣告结束。
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促进战时工业合作运动
陈翰笙被迫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不能在国内公开活动。1933年冬偕顾淑型东渡日本，参加《东洋文库》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用一年时间写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两部著作（英文版，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分别于1936年、1946年在纽约出版，后者并出有日文版）。1935年4月回到上海，再度秘密去莫斯科，任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并协助苏联出版社校订俄文中国地图。同年，经当时在第三国际任职的王明、康生证明，将组织关系由第三国际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4月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纽约出版《太平洋事务》季刊，陈翰笙应总编辑欧文·拉铁摩尔之邀，与夫人取道欧洲去美任编辑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去加拿大走访了十几个城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和力量，通过各地华侨与华人组织，号召华侨与华人捐献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1939年5月，陈翰笙根据党的指示，由美国回到香港，协助宋庆龄和埃德加·斯诺夫人及艾黎等友人发起组织的工业合作运动，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并主持日常工作，负责向国际宣传、接受捐献、转运物资，工合运动是在沿海及中部城市沦陷后，内地工业品极其紧缺的情况下，帮助各地建立起一些小规模的工厂，以安置难民和失业工人，生产各种紧缺的工业产品，解决战时人民迫切需要。
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陈翰笙经澳门转到桂林，除继续进行工合工作外，发表了《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物价与中农》等论文，并与张锡昌、千家驹、狄超白、秦柳方等8人共同写成《战时的中国经济》一书。
1944年3月重庆国民党政府密令桂林西南行营逮捕陈翰笙。他事先得到消息，秘密离开桂林前往印度。他在印度德里大学找到一份评论员的工作，借此机会结识了一些印度学者，并把精力用在撰写我国人民抗日战争英勇事迹，还将他和刘洪进、刘述舟在西双版纳对傣族原始公社的土地所有制调查材料加以整理，写成《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一书（1949年纽约出版英文本，1985年国内出版中文本）。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陈翰笙等转到印度史学会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对印度进行经济区域考察，东至加尔各答，南到印度洋海岸，西到孟买，北到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信德，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调查，使他对印度经济地理、社会状况、种姓制度、宗教等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1946年4月，他和顾淑型离开印度前往美国西海岸，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约教授，讲授印度史。他在美国继续查阅1927—1928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14巨册，补充在印度调查所得的资料，用英文写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后来译成中文，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英文本在印度出版。
陈翰笙这次在美国，正值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利用美国各地讲台进行公开演讲，抨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唤起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华人的同情和支持。
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心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翰笙受周恩来总理电邀，于1950年1月回国。周总理原希望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可他只接受担任顾问，仍愿以较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后来被选为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史组负责人。50年代他作为文化代表访问东欧及印度等国，并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和在原民主德国、芬兰、瑞士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2年3月，宋庆龄倡议创办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由他和金仲华等共同主持编辑工作，他还以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优美文笔，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受到外国友人欢迎。
“文化大革命”中，陈翰笙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1968年11月他夫人顾淑型病逝，他被监禁9个月后下放到湖南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才得到照顾回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翰笙虽已年过80，心情舒畅，干劲不减当年，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欣然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该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以及农业经济、南亚、社会科学情报等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并担任北京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的编委会主任，还为商务印书馆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与卢文迪、彭家礼为中华书局合编《华工出国史资料汇编》5辑，与薛暮桥、冯和法合作将30年代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件著作搜集整理编成《解放前的中国农村》3巨册，约100万字。第一册为党的文件和许多经济学家的论文；第二册为中国经济研究会会员的论文和农村通讯；第三册主要为调查方法、各地各个时期的农村调查报告，全书已由展望出版社于1985—1989年出版。30年代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原报告从未发表，也一直没有找到，1957年薛暮桥、孙冶方建议：将国家统计局保存的原始资料重新整理，并派人到原来调查的村庄，就1936年、1948年、1957年三个阶段经济变化情况进行对比调查。陈翰笙与薛暮桥、秦柳方就这两地重新调查材料编写成《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一书，得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赞助，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于1988年出版。
陈翰笙现已98岁高龄，仍身体健康，思维敏捷，十分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感到由衷高兴。对一些亟待克服的社会问题表示忧虑，有时还撰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或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对前来向他请教的晚辈，总是耐心热情地帮助，认真提出指导性意见，或对问题进行辨析，深得大家的钦敬。
简历
1897年2月5日 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城内城头弄。
1909年 考入长沙明德中学。
1915年 赴美留学，考入美国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
1916年 考入洛杉矶珀玛拿大学。
1920年 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助教，获硕士学位。
1922年 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边工作边学习。
1924年 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1925年 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1926年 发表《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独立评论》1926年3月27日第3卷第67期）。
1926年7月 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
1927年10月 任莫斯科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
1928年5月 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书籍。发表专著《中国农民负担的赋税》（《东方杂志》1928年10月10日第25卷19期）。
1929年 主持制定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7月由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组成调查团，进行三个月实地调查，写成调查报告，并发表专论《亩的差异》。
1930年 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兼铁道部顾问，发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研究报告。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
1933年 对广东进行农村调查。发表《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提出英文论著《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与吴觉农、孙晓村、钱俊瑞、薛暮桥、冯和法、王寅生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理事长。

2004年3月13日逝世，享年10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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